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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成因及協調對策

加入時間:2014-11-30 16:50:19 | 訪問量:1424|來源: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工業化與城市化是相互依存和協調推進的,先行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已證明了這一點。但我國過去由于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城鄉分割體制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工業化與城市化嚴重不協調,主要表現為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由此造成了第三產業發展落后、二元結構惡化等不良后果。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協調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今后一段時期必須認真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一、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主要成因

      為什么我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主要是由如下四個相互影響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導致了工業化超前或城市化滯后。

      建國初,我國面臨一些特殊的國際國內背景:一是國內工業化基礎非常薄弱[2];二是國際上強國都是工業發達國家,蘇聯在發展的初期成功地實現了重工業化,這給我國以強大的示范作用;三是西方國家的封鎖和敵視,使我們不得不重點發展國防和軍事工業等重工業;四是1840年來被淪為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使我國政府和人民對軍事、國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視;五是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從心底深處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盡快將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強國;六是當時的經濟發展理論大都支持加速工業化[3]。在這種背景下,循序漸進、各產業和城鄉協調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難以獲得廣泛認可,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則成為巨大的誘惑。 趕超型工業化戰略,一方面使重工業超常規發展,使以工業產值比重為衡量標準的工業化水平超常規上升;另一方面使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基礎受到破壞,使廣大農民難以積累起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的起始資本,城市化的正常機制被破壞。因為在工業基礎薄弱且沒有多少外援的情況下采取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必然要以剝奪國內農業和農村為代價,以農民相對貧困為代價。

      其次,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保證了趕超型工業化的實施。

      趕超型工業化戰略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主要特征的,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而我國當時資本極為稀缺。如何在資本稀缺的情況下,將資本需求很大的重工業快速發展起來,是一個必須突破的難題。顯然,遵循比較優勢的市場體制是不可能在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下優先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只能靠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來推進。因此,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應運而生。中央政府通過計劃手段,一方面將城鄉資源強行配置到工業部門,使工業產值或工業化水平超常規增長;另一方面強行轉移農業剩余,并阻止農民進城(即直接阻礙城市化),以維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資,加速工業化原始積累。

      再次,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礙了城市化進程。

      以戶籍制度、城鄉差別勞動就業和福利保障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鄉分割體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進程。在這種體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權,而農民不僅不能分享國家的許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過“剪刀差”等途徑為工業化做奉獻。農民進城意味著政府財政負擔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縮小,因此政府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將農民阻止在城門外,持續推行“就地消化”方針[4],以減輕自身的財政負擔,并維持市民對城市文明的壟斷特權。政府、國有企業和城市居民顯然都不歡迎農民進城,這是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最深刻的經濟利益根源。

      為了保證城鄉分割體制的實施,在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統購統銷制度。人民公社以集體生產、集體生活的形式剝奪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自主權、財產和收益支配權;統購統銷制度則剝奪了農民的生產成果支配權和流通自主權。這些都為強制轉移農業剩余、控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提供了制度保障。

      城鄉分割體制從如下幾個方面阻礙了城市化進程:一是通過戶籍制度限制農民進城,直接阻礙城市化;二是通過資金等生產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過度輸出,破壞了農村自身正常的積累機制,削弱了農村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阻礙了農村小城鎮的發展或農村城市化進程;三是使農村富余勞動力大量滯留在越來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抑制了農業的現代化,導致糧食等農產品在相當長時期的供給不足以支撐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產業分布格局,嚴重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就業水平的提高,制約了城市化進程。[NextPage]

      第四,嚴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針和“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抑制了城市化。

      自1980年以來長期實施的“嚴格控制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城市化方針,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出現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都是完全正常的。但長期以來,為了維護現有大城市居民的利益,我們過分強調防止“城市病”,而相對忽視人口擁擠在耕地越來越少的農村也會出現嚴重的“農村病”,無視大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規模經濟,而過分將城市化的重心放在農村小城鎮和中小城市身上[5]。

      “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也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因為如果允許勞動力和資金等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則許多農村的中小企業完全可以轉移到聚集效益較好的城市和城鎮,這樣可以大大促進城市化。而當鄉鎮企業在農村分散發展的情況下,許多本來可以城市化的人口被滯留在農村,延遲了城市化進程。2000年鄉鎮企業職工為1.27億人,占鄉村勞動力的1/5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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